我和周先慎教授是同龄人，我比他齿长几个月。30年前，我们是在大连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上相识的。这之后，我们又多次一起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多次互相参加对方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结下真诚友谊，成为好朋友。
在各自学校，我和先慎都讲授第三段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北大是宋元明清为一阶段，北师大是元明清为一阶段），都比较偏好明清小说。
他尤其钟情《聊斋志异》，同时又喜欢《红楼梦》。他曾说过：“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这是我平日读得最多，也是读得最有兴味和最有心得的两本书。”（《周先慎细说聊斋》“后记”）
我则钟情于《红楼梦》，同时也喜欢《聊斋志异》。我们的研究领域相重合，学术志趣也很相近。这样，在交往中，我们谈学说文，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时光如水，不舍昼夜。渐渐地，我和先慎已步入耄耋之年，垂垂老矣。我们已不再招收研究生，也很少离京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但在北京曹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中，仍可以经常晤面叙谈。
朋友们都知道，先慎曾动过心脏手术，身体并不很好。他曾对我说，人年过八旬，便会感觉精力体力明显下降。我也有同感。但他却不断有新的学术追求，依然孜孜不怠，读书写作，笔耕不辍。一天，他告诉我，他晚年有一个《红楼》心愿……
那是年岁尾，周门弟子为给导师80岁生日贺寿，编辑、出版了《周先慎先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同时，先慎的新书《周先慎细说聊斋》也由上海三联书店隆重推出。次年春，他将两本书一并签赠给我。3月10日，我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和感谢。
那天，他兴致颇高，通话中，我们说到《聊斋》稿本与刻本的关系、《红楼》脂抄本与程高本的关系、文献考据与文本阅读的关系，畅意相谈，有许多共识。
谈到以后写作心愿，他说，自己长期研读《聊斋》，积累很多资料，现在整理出其中一部分，辑集成《细说聊斋》一书，今后还要继续写下去。
又说，他也积累不少《红楼梦》资料，也计划整理出来，写一部《细说红楼》。并恳切对我说，你一直讲授和研究《红楼梦》，校注过程甲本，评批了程乙本，积累《红楼梦》资料肯定更多，更应该把它整理成书。我们都已80岁，应该考虑为后人留点什么，不要把这些材料都“带走”。
我深深为先慎这番话所感动，“为后人留点什么”，表现出他的一种社会责任感。我告诉他，我正在梳理程乙本材料，想写点丛谈一类的东西。
先慎的心愿，在他《细说聊斋》一书的“后记”里也有明白表述。他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细说聊斋》将写出四集”；如果“还活得‘好好的’，那就开始继续写作《细说红楼》”。
我衷心祝愿他身体真真“好好的”，顺利实现他的心愿，企盼他的《细说红楼》早日问世，奉献给读者。
年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北京曹学会举办“重阳节曹学雅集”活动，主题是“曹学、红学研究的现状、反思、期待”。先慎在发言中，批评了红学界的一些乱象，并说到他的《红楼梦》写作心愿；我随即插话，说了我们3月10日通话时他讲的《红楼梦》写作计划。
会后，大家兴致勃勃，漫步植物园中，悠然赏菊。层林尽染，菊花飘香。我和先慎两人，因年老力衰，步履缓慢，老态尽现；但心情很好，似乎仍然意犹未尽，不时笑谈红学那些事儿。
后来，我们同车回家（他住回龙观龙腾苑，我住林萃路京师园），临别，互道珍重，相约来年“雅集”再见。
去年4月25日，曹学会又在北京植物园举办春季“曹学雅集”，座谈“感悟红楼”。活动照例由段启明教授和我两人主持，我们照例约请先慎参加，聚首闲话。先慎答应了。
谁知，那天他因偶感不适，未能应约而来。又谁知，今年4月20日，先慎竟因病溘然长逝，走得有点突然，离我们去年春季相约小聚，差五天满一年；而我们前年的重阳雅集、游园赏菊，竟是最后一次晤面了。
抚今追昔，能不戚戚。而他的《细说红楼》，当然亦未能如愿面世，成为难以挽回之憾，不胜痛惜！
幸运的是，先慎在研治明清小说的过程中，也撰写有多篇红学论文，广为传播。今天重温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明晰的红学理念和研红思路，是值得很好总结的。
我想，如果将先慎的这些研红成果总结出来，则他《细说红楼》的写作虽然未能如愿，而喜欢他的读者当也会感到欣慰的。
比如，先慎发表在年第9期《群言》上的《琐碎中有无限烟波——红楼梦艺术漫笔》一文，当是他写得比较早的一篇红学论文。他借用明人袁中道评《金瓶梅》的一句话“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作标题，点出《红楼梦》的总体艺术特色，切中肯要，非常精当。
文章从映射、细节、语言三个方面举例，赏析《红楼梦》艺术，处处突出一个“细”字。后来这篇文章，也曾刊载于韩国延世大学《人文科学》（年第81期）、《名作欣赏》（年第1、2期）等刊物上，产生广泛影响。
先慎对曹学与红学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座谈会发言，撰写文章，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以为，这不是固执己见，而是一种学术自信。
年1月25日，北京曹学会在颐和园举办首次“红学沙龙”（后改称“曹学雅集”）暨年新春团拜会，与会专家学者就“曹学、红学研究现状”畅谈各自看法。
先慎与北京市文联作家赵金九、赵大年围绕“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这一话题各持己见，展开了有趣对话。
会后，先慎写了《书里和书外——关于曹学与红学的断想》一文（刊载于《曹雪芹研究》年第一辑），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曹雪芹？因为他写了一部《红楼梦》；要不是写了这部《红楼梦》，谁去研究他？研究他又有什么意义？”因此可以说，“研究曹雪芹就是为了研究《红楼梦》”，曹学只是正宗红学的一部分，它“不可能与红学分庭抗礼”，曹学和红学研究的路数和取向是不一样的。
张毕来先生曾用“先从书里说出来，再从书外说进去”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他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先慎很赞赏张先生这句话。他用“书里”和“书外”作文章标题，以之譬方红学与曹学关系，用词很形象，题旨很明豁。
同年5月8日，曹学会在北京曹雪芹纪念馆举办第二次“西山曹学雅集”活动，我提议，将先慎文章题意“曹学与红学关系”作为座谈会议题之一，展开进一步讨论。
会上，先慎讲了自己文章的观点，有些学者表示赞同。而赵大年、赵金九先生则从文学创作角度再次提出不同看法。赵金九先生认为，“为什么研究曹学，是因为有了《红楼梦》”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因为有了曹雪芹，才有了《红楼梦》”。
大家争论热烈，而态度平和，气氛轻松（详见位灵芝、顾斌《“曹学、“红学”路何方——第二期“西山曹学雅集”述要》，《曹雪芹研究》年第二辑）。
先慎的这篇文章，引起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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