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处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枢纽地带，相对东亚西欧和南部非洲，是文化交流机会更多、频率更高的地方。但在城市史研究中，波斯城市及其对中国城市的影响基本是盲区。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下，两河流域和埃及城市之后便是希腊罗马，而波斯城市的历史基本被排除在视野之外。
中国城市历史主要在华夏文化圈内展开，并以文明的原生性为前提。尽管从波斯到中国的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上存续最久的商路，但除了波斯商人在中国几大商业城市的活动外，波斯城市、建筑对中国城市的影响几无述及。
历史上，波斯经常与中国比邻，有时甚至同属一个（蒙元）帝国。正如近代中国人将外来文明称作“洋”，如“洋人”、“洋火”、“洋楼”，历史上中国人将外来文明称做“胡”，而波斯人便是“胡人”中重要的一支。蚕豆、苜蓿、菠菜（据说原名为波斯菜）、葡萄等作物都是从波斯传入的，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也都相互影响。
然而，作为塑造国民性格的社会容器，波斯的城市、建筑，对中国城市有哪些影响呢？很可能，其中许多内容已融入我们与生俱来的生活环境，天长日久内化到思维习惯中。波斯城市、建筑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影响可能相当深刻和深远。认识这种影响，对全面认识中国城市历史遗产，助益未来城市走向可能都有宝贵的启发。
年初，我随一个旅游团踏上神往已久的波斯之旅，所到的地方恰恰是几个波斯城市发展史上的节点，如波斯帝国都城波斯波利斯、萨菲王朝首都伊斯法汗、赞德王朝的都城被誉为“玫瑰与夜莺之城”的设拉子、现代伊朗首都德黑兰。团友中有一位几乎游遍中东的牛人，即留学澳洲却对波斯建筑很有研究的建筑师王钊。我们一路上边游边聊，从他那里，我知道了瓦罕走廊和也黑迭尔。
伊朗是一个消除盲区和误区的地方，各种问题和猜想出乎意料却尽入情理。我不是历史学者，然而以下问题和猜想实在不吐不快。
波斯波利斯：奢华帝都的先河
波斯波利斯，意思是“波斯之都”，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即位以后下令建造的第五座都城（五座都城同时存在，犹如中国辽代的“五京”）。这座帝都无比奢华，被称为“太阳底下最富有的城市”。
小亚细亚是亚欧文明的楚河汉界，人类在欧亚大陆，以万年实践精选出的两种治理体系，在这里形成竞争的最前沿：西侧是希腊为代表的环地中海城邦体制，包括黑海、意大利、伊比利亚以至英格兰；东侧是波斯为代表的亚洲大陆帝国体制，其身后是印度、中国等亚洲治水社会。可想而知，希波双方作为首发阵容必须表现出自身体制的最佳状态。这状态集中体现在双方都城的中心——雅典卫城与波斯波利斯。两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建设年代相当：波斯波利斯公元前年始建，毁于公元前年；卫城始建于公元前年，公元前年被破坏后重建。
布局宏大：两者都居高临下，波斯波利斯所有建筑物雄踞在一个平台上，平台高出平原15米。雅典卫城处在一个山岗之上。两者都是坐东朝西，波斯波利斯是从西面万国门进入，卫城的山门也在西侧。波斯波利斯面积在15万平米左右，卫城山的面积也在20万平米左右。
建筑风格相互影响：波斯波利斯高大的圆柱，其柱基、带有凹槽的柱身、顶端是动物形却装饰了涡卷的柱头，与埃及、希腊的柱式相互参照，形成独到的波斯柱式。
功能完全不同：卫城希腊语为“阿克罗波利斯”，原意为“高丘上的城邦”，是神圣之地，布置了帕特农神庙、雅典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等供市民祭奠，从而为一个民主的城邦提供了神圣性。每四年，雅典人便会举行泛雅典娜节，节日期间民众列队登上山门进入帕尔特农神殿。卫城重建的决策经伯里克利主持的公民大会表决，各行各业的自由民工匠参与建设，使用奴隶的数量不超过工人总数的25%。
波斯波利斯是帝王宫殿群，主要建筑物包括大会厅、觐见厅、宫殿、宝库、储藏室等，接受各族首领纳贡，供万邦来朝、万民景仰。入口叫做“万国门”，寓意万流所宗的帝王气象。“波斯波利斯的围合空间自由多样，与中式帝王宫殿的中轴对称有很大差别，规划设计以人感受的舒适性为本。”城中储藏着巨额的财宝，据估计，至少需要1万对骡子加5千匹骆驼才能运走。建设决策由大流士一世做出，据导游介绍，波斯帝国没有奴隶，因此波斯波利斯的建造没有使用奴隶，所有工人都有工资。波斯攻陷巴比伦后，记载居鲁士大帝释放所有奴隶回乡的“居鲁士圆柱”，被联合国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网友“唔卡拉变身”说：“当希腊人正因为奴隶主们获得了民主而自豪的时候，波斯人已经悄然废除了奴隶制”。
相比希腊是“奴隶制下的民主制”，波斯则是“专制下的人权”。由于人性的改变远远滞后于技术的进步，今天在伊朗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普通民众享有的人权水平。在伊斯法罕的桥头，在格式姆中国商品城大厦的墙角和酒店的门廊下，都可以看到伊朗一家人铺上一张波斯地毯席地而坐，享用他们的饮食，或搭上一个简易的帐篷露宿，没有任何人会来驱赶或妨碍他们。次日清晨，你会看到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帐篷开车上路。我在头天晚上与他们聊天，他们善意地邀我一起用餐，我竟然忘记多拍几张近景，次日早晨坐在大巴上才远远地拍下他们收拾帐篷的情景，真是好遗憾。
帝国还犹太人和其他奴隶的自由，人们也就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这从今天伊朗人的环境卫生习惯可见一斑。在霍尔木兹岛上，有一处海边台地名叫彩虹谷。假日里几百辆车拉来了数百人，聚在高高的悬崖上俯视着如彩虹般的海岸。那是不同矿物质在海水和阳光的淘洗下绽放出的斑斓。如此多的车辆和游人来往驻停，除了一个垃圾桶，地上竟然干干净净，真是令人称奇。
岛上有一座名叫“贝里奇哈拉夫”的小村，据说被誉为世界上最干净的村庄。村庄在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之下，土墙、土路、简陋的建筑材料，完全符合中国扶贫的标准。但村里没有垃圾或污水，路边可见果皮箱。用麦桔黄土砌起的土墙平整光洁，表现出在荒芜干旱环境下生活的尊严。
世遗委员会对两大遗址的评价不在一个层次。“波斯波利斯”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其提供了“中亚古代文明的一个独特的证明”。雅典卫城年被世遗委员会评价为，“世界传统观念的象征”。一个是“中亚”，一个是“世界”。的确，今天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卫城神庙的山花和柱式，而民主制也已成为全世界普遍认可的政治制度。然而，波斯波利斯的影响却绝不仅在“中亚”，它开了奢华帝都的先河，其深刻的影响远及东亚。
波斯帝国东起葱岭，西至巴尔干半岛，万平方公里，治下70个民族万人。帝国首创中央集权的制度，全国分20个行省，总督负责地方行政、司法、征税。军事长官和总督互不相属，互相牵制。同时在全国统一文字，统一铸币，统一度量衡。建立驿道，沿途设驿站，最长的一条驿道，从小亚的以弗所直达伊朗高原的苏撒，全长公里，称为“御道”。帝国还修建了打通尼罗河、红海、地中海的运河。
在波斯帝国建立年后，秦国统一了华夏，建立了东亚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并像波斯帝国一样，采用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建了通向全国的驰道与驿站体系。比起波斯帝国，秦帝国偏居东亚，周边没有希腊那样的制度竞争者，专制集权就更加任性，如以焚书坑儒立威，以指鹿为马立规，以万里长城御边，以严刑峻法立国。
相当于波斯波利斯，秦国都城的阿房宫，也是一个规模超大的宫殿群。阿房宫包含两部分，一是前殿建筑群，另一是“上天台”建筑群。考古发现，前殿遗址东西长米，南北宽米，面积达54万平方米，是波斯波利期面积的6倍。夯土台基最大高度在12米之上，与波斯波利斯的15米相当。阿房宫与波斯波利斯一样，地下有陶水管道铺就的排水设施。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阿房宫为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基址。
阿房宫的布局以中轴线展示秦帝国的高度集权，为后世的中国城市奠定了基因。与“万国门”不同，阿房宫的入口以磁石为门，相当于一道安检，任何者在身藏铁器者入门时都会露出马脚。阿房宫的建设者不是自由的工匠，而是20万左右的刑徒。其建设的决策更是在严刑峻法下实施的：当时，出于国家财力与安全考虑，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劝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结果三人触怒二世被问罪处死。丞相将军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权益更是无从谈起。
完全有理由猜想，波斯帝国通过统一的文字和货币、经过道路驿站掌控辐员辽阔行省的方式，为包括秦帝国在内的后世亚洲帝国提供了标杆。很可能因为面对一个民主制的竞争对手，波斯帝国的人权保障水平才足堪称道。而地处东亚的秦帝国在集权程度、专制程度上后来居上，开创了中华帝国“百代犹行秦法政”的先河。波斯波利斯宏大规模、坚固基础、极尽奢华的帝都宫殿群也成为亚洲帝国皇家宫殿群的先声，而阿房宫以中轴布局更加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空间视觉，堪称后来居上，开中国都城格局之先河。
与北京四合院一脉相承的“波斯中庭”
比较波斯中庭与北京四合院，诸多线索都显示，元大都与波斯城市之间一脉相承。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崛起，波斯并入阿拉伯帝国，改宗伊斯兰教使用阿拉伯语，因此波斯建筑也被统称为阿拉伯建筑或伊斯兰建筑。这种建筑使地中海的西、南、东部面貌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罗马帝国内湖的风景，而是被阿拉伯人复兴的从两河流域到伊朗高原常见的住宅形式——“土坯搭建的中庭式”。不仅住宅，宫殿和公共建筑都有一个露天的中庭（内院），所有房屋围绕这个中庭布置，而且这个中庭不直接通向街道。
今天，在伊朗仍然可以看到“中庭”式建筑的遗产。我们从德黑兰到卡尚古城的路上，旅行社为了给冗长的路途增加兴趣点，安排参观一个19世纪波斯富商的宅院。
这个叫作“布鲁杰尔迪（Boroujerdi）”的宅院，就是典型的波斯中庭，外墙是黄土麦秸的院墙，以实墙阻挡着室外热空气进入室内。大门位于东南角，走进去要穿过一个曲折的室内过道，因为南房的进深不亚于北房，因此过道显得挺长。从过道走出来，就站在了中庭的东南角，院子中间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矩形水池。主人夏天住南房，冬天住北房。与中国四合院不同之处在于，房间的门窗更加隐蔽，而高高的风塔可将院内外空气对流以通风降温。
可见，“波斯中庭”封闭内敛的空间是干旱酷热地带不得以的选择，恰好又符合了阿拉伯帝国约束居民交往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源自两河流域和波斯的“阿拉伯中庭”的传播，以往城市史家已有研究。例如向西传播到伊比利亚半岛，并随着西班牙人到了拉丁美洲（布野修司），向东则一直延伸到印度洋（L·贝那沃罗）。然而，对中国是否也有影响呢?
北京的四合院是由四面的房屋围成一个“口”字，老作家汪曾祺先生给四合院起了一个很直观的名字：“中国的盒子”。布野修司说，中国的四合院“是一种东西南北四栋房子，围成绕院子中庭的行为，院子和四方的堂屋群连为一体，形成了左右对称的封闭住宅单元”。他发现，“没有资料显示先史时代中有四合院形式的住宅存在”，也就是说四合院有可能是从域外借鉴的形式，这种并非华北气候下必须采用的形式，“与儒教的秩序结合后而加以定型，并长期维持下来”。陈义风在《当代北京四合院史话》中说到，北京四合院“辽代时已初成规模，经金、元，至明、清，逐渐完善，最终成为北京最有特点的居住形式。北京现存的四合院基本都是民国和清代保存下来的，明代的四合院也有一些。元代的四合院很难见到实物，唯一能供参考的是元大都旧址上一处元代住宅遗址，这座遗址占地八亩，与元时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的制度相符”。元代的八亩地在平米上下，布鲁杰尔迪（Boroujerdi）大约就是这个体量。
北京街道肌理是大马路、小胡同、四合院。这与唐代长安的里坊制、与传统的“九经九纬”完全不同。北京没有经过宋朝，宋代的时候属于辽、金，因此也没有历经宋代开放临街商铺的城市革命。有中国学者批评元大都是在宋朝城市革命后的一次“大转型”。那么这种大马路、小胡同、四合院的肌理“大转型”从何而来呢?北京的四合院是不是受到“阿拉伯中庭”式建筑影响而出现的？
胡同来自蒙语。“胡同是游牧民族常常提到的名字，它的原意是帐篷与帐篷之间的通道，比如南锣鼓巷，她的鱼刺骨一样的格局是元代遗留下来的”。但四合院不会源自蒙古，因为游牧民族没有盖房子的传统。考虑到元朝是一个跨越了东亚和中亚的帝国、参与元大都规划建设的高官中不仅有汉人刘秉忠、郭守敬，更有阿拉伯人也黑迭尔。因此波斯城市（即后来的阿拉伯城市）与元大都，“波斯中庭（即后来阿拉伯中庭）”与“中国盒子”很可能是一脉相传。
第一，阿拉伯城市与元大都一样，都缺少古罗马城市那样方便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如集会广场、露天剧场、体育场。
第二，“小胡同”，是阿拉伯城市与元大都共同的特点。阿拉伯城市的小胡同“非常狭窄，只有6英尺宽，约1.83米，弯弯曲曲的小巷和通廊像迷宫一样，每栋房屋的入口都通向这些小巷，要想弄清这些极其复杂而紊乱的道路体系或概括出城市街区的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看伊朗的城市，小胡同也都很窄，并且有些是死胡同。元大都街道胡同总体上横平竖直，但在“烟袋斜街、九道湾胡同、轱辘把胡同、椅子圈胡同、细管胡同”一带是不是也能看到迷宫般的景致？
第三，阿拉伯中庭与四合院形式上基本相同，座北朝南，大门都开在东南侧。不同之处在于，四合院以南北分贵贱，南侧的房子为“倒座”不做正房使用，而波斯中庭的南房是专在夏季使用。由于沙漠戈壁的酷热，阿拉伯人不仅冬夏住房分南北，一天四时都分别使用不同楼层。这说明，中亚和东亚在气候上有很大差别，两者间相似的依据更多要从社会因素寻找，波斯中庭因气候必须封闭，而中国盒子本来可以不封闭。
第四，元大都与波斯城市一脉相承的另一个证据，就是穹隆形屋顶的建筑。例如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据考证，这是一间元故宫遗留下来的浴室，明清两代都没有拆除。浴室平面呈方形，屋顶呈穹隆形，浴室后壁筑有铁制壁炉以烧水。烧水获得的蒸气通入后室内（苍天有眼-冷眼回眸：“紫禁城宫殿解读（12）浴德堂”）。穹隆形屋顶的浴室是波斯特色，我在波斯费恩花园和设拉子的卡里姆汗城堡中都看到了这种穹隆形屋顶的浴室，与浴德堂屋顶型式一样。
由于缺少木材，直到今天伊朗干燥的沙漠戈壁还有民居采用穹隆形屋顶，伊斯法汗的星期五清真寺，其屋顶是无数青砖砌成的小圆顶，但砖砌的手法丰富多彩，各式各样，充满创意，让人感动于波斯工匠的巧思与巧手。
可以想见领土涵盖了波斯与中国的蒙元帝国时代，这种叫做“格班gunbad”的圆屋顶从波斯穿过瓦罕走廊到吐鲁番，在高昌古城便可以看到它的痕迹，接着一路传播到达了大都城的宫殿中。
北京的气候环境没有伊朗高原那么干燥酷热，因此四合院没有风塔一类的设施。但蒙元帝国约束居民交流的文化与阿拉伯帝国是一样的，因此北京的四合院也是一个封闭的中国盒子。大马路两边可以临街开商铺，小胡同内看到的都是山墙和后窗户。四合院这种“四面房子手拉手脸朝里”的封闭结构，阻碍了居民之间的交流。从元明清到民国，北京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大城市，但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未如人意，居民生活空间的封闭结构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式四合院可能是波斯合院的升级版，但是强调仪式感、模块化，反映出华人思想不自由，追逐统一性”的特征。
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自然环境倒逼出来的居住方式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伊朗的城市住宅也是电梯楼房，完全可以克服干旱酷热的环境。北京的气候环境没有伊朗那么逼仄，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封闭的，取决于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渐活跃、社会逐渐开放，以南锣鼓巷为代表的一些胡同的四合院房子，通过破墙开店实现了靓丽转身，走在胡同中，两侧不再是山墙和后窗，而是一间间临街商铺的敞亮门窗，让海内外游人看到了一个开放的北京。小胡同四合院的古代格局逐渐开放，成为可以容纳现代生活的容器。
伊玛目广场为什么改称世界第二?
相当于明朝末年的伊朗萨菲王朝，出现了一位有着世界眼光的帝王，这就是阿巴斯大帝。在这位中兴君主统治时期（—年在位），萨非王朝达到国力巅峰。当时正值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在到达澳门之前，先期占据了霍尔木兹岛，以此为据点发展跨印度洋的贸易。阿巴斯遍访欧洲，加强与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交往。年，他将首都迁到伊朗腹地的伊斯法汗，以远离世仇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并在英国人帮助下夺回了霍尔木兹岛，以大陆港口阿巴斯港作为主要对外窗口。
阿巴斯大帝在城市建设史上的成就可圈可点，在俄国彼德大帝建设新都圣彼德堡之前年，阿巴斯在年建设新首都伊斯法汗。
此时正是欧洲君主制抬头。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巴洛克风格，恰好用来炫耀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为新城市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巴洛克风格在城市规划、花园、建筑中蔚然成风。
但欧洲的规划师的雄心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欧洲的“君主”们，如热那亚的海军上将安德烈·多利亚、佛罗伦萨的美弟奇大公，他们的权力多少还要受到制约，因此欧洲的巴洛克风格是有分寸的。热那亚的“新街”被设计为“意大利最宏伟的大街”，不过7米宽，米长。
可是，当阿巴斯借来这股西风的时候，他一反波斯阿拉伯城市的传统，大手笔大尺度开展城市改造。在这场伊斯兰城市史上最大规模的巴洛克式改造中，推倒了拥挤的围墙，拆掉了小棚棚、老房子，铲平弯弯曲曲的小巷，在五百年历史的星期五清真寺南侧建设了尺度超大新的市中心：国王广场（伊斯兰革命后称伊玛目广场），广场南北长多米，东西宽多米，面积在6万多平米，是传统欧洲中世纪城市广场面积的十倍之多，直到20世纪中叶之前的年时间里，都是全世界面积第一大的广场。
广场南侧建起的国王清真寺被视为伊朗型清真寺的巅峰，西侧正中座西向东俯视广场的是阿里卡普宫，在其后是四十柱宫，接着便是一条纵贯南北的CharbaghAbaasi大道。
这条大道非常壮观。横截面中间是铺满细石子的20米宽步行带，两侧各10米宽的机动车道，然后是3米宽的绿化和5米宽的步行路。整个大道宽56米，长1.5公里。大道南端就是英达河上的三十三孔桥，这座砖石砌筑的大桥与哈鸠大桥一起，成为城市河流上两条美丽的项链。与此同时，城墙的扩张也使城内面积比历史上扩大了4倍。广场、大道、桥梁，以连绵不断的屋顶线、拱券向着远方汇聚到一个透视的焦点，这种受到欧洲巴洛克风格影响的场景反过来又震惊了欧洲的来访者。“伊斯法汗尺度巨大又杰出的几何构图，可与凡尔赛宫比美”（L·贝纳沃罗），赢得了“伊斯法汗半天下”的美誉。
经过了巴洛克式城市改造，伊斯法汉的大马路是又宽又长，穿过市中心的四花园大道，中间隔离带可辟为街心花园，但是调一个头要走出1公里。
伊斯法汗是世界城市史上巴洛克改造的先声，彰显了亚洲大帝国向欧洲学习的勇气的同时，也将萨菲王朝居临天下的威权展示得不容置疑。城市改造后超大尺度的几何图形尽管与老城肌理格格不入，却也成为延续年的城市传统。这样的改造开创了推土机式大拆大建的先河。此后直接引发巴黎公社大起义的巴黎奥斯曼改造就是这种方式，被简·雅各布斯痛批的也是这种方式。雅各布斯认为，这种方式破坏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铲除了城市居民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形成的相互忠诚。
这种大拆大建的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可能经过了几手传递，但其高大上的纪录是被中国超越的。如今的伊玛目广场被称作“世界第二大广场”，是因为年后的天安门广场面积是其六倍之多，而长安街从首钢东门到通州镇全长45公里，更是Charbaghpaeen大道1.5公里的长度无法望其项背的。然而，“伊玛目广场承载了丰富多样的市俗化生活，并不单纯地彰显宗教与皇权”，这又是一个难得的宝贵特点。
波斯花园：城市景观如何美化?
波斯花园是波斯对人类建筑艺术的又一大贡献。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画家、诗人从花园中得到启发，激发灵感，创作出数不清的艺术作品。花园成为人类建造的第二自然中最瑰丽的财富。据说，花园Garden一词就源于波斯语，波斯花园当是人类最早创作的园林景观。年，伊朗波斯花园（ThePersianGarden），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由分布在9个省份的9座园林共同组成，这9座园林分别建设于不同时期，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而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开创波斯帝国的第一个都城帕萨尔加德（波斯语：、英语：Pasargadae），就是波斯花园PersianGarden的意思。
伊朗地处干旱酷热少雨的沙漠戈壁地带，至今全国的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车行伊朗高原宛如中国大西北，满目都是黄褐色的山峰、土丘、莽原，往往寸草不生，偶有绿洲才见城镇村庄。在这样干旱的环境中，爱美的人们将别处的花草采集起来种植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供人们观赏怡情，从而产生了波斯花园，是容易理解的。波斯花园的设计理念所突出的四大元素来自传统宗教，除了“天空”和“大地”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崇拜物之外，另外两大元素——“水”和“植物”是伊朗高原最为稀缺的东西，因此水渠、水池、喷泉在园林中布局成网格、轴线、结点，而树木、花草则是园林中赏心悦目的景观，再将楼台、宫殿点缀在精密对称的几何图案之中。波斯花园的这些特征对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园林艺术都产生了影响。建于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波波利花园和建于年的印度泰姬陵，都打着深深的波斯花园印记。
后世的法式花园严谨对称的秩序，继承了波斯花园以来的传统，无论绿篱还是树木种植、花架，都尊崇对称的规则。而英式花园继承了在植物世界搜珍猎奇的传统，英国皇家与贵族为收藏珍贵的植物，资助“植物猎人”在全世界考察搜集珍奇的植物，促进了植物学、博物学的发展。
“波斯花园追求创造生活场景的园林布置，中国北方的宅院，如北京、山西等地的大院，强调阶级、主仆关系、缺乏生活情趣”，尽管也植树栽花，情趣就大不一样。
波斯花园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进入20世纪之后，开始影响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成为推动城市美化建设花园城市的理论依据。埃比尼泽·霍华德的《GardenCitiesofTo-morrow》中，“田园城市”也被译作“花园城市”。这部著作中社会改革的思想、城乡一体的思想被忽略，卫星城、绿化带等概念大行其道。金经元先生在年翻译这本经典著作的时候，在译序中说“英语中garden可以译为“园”，花园、香料园、药草园、菜园、果园、动物园、植物园、苗圃等等，都可译做garden。“gardencity”译成“花园城市”未尝不可，但是为了避免人们习惯于把花园城市理解为美丽如花园的城市，把注意力放在园林艺术手法上，忽视了城乡一体的主题思想，我在十几年前就决定译成“田园城市”，希望人们能从田字联想到乡，以体现城乡一体。
也有论者认为，“田园城镇”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使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尚未适应市场经济新游戏规则的民众有一个栖息地。而“花园城市”的最大特点是让富人享有“绿色”，而让弱势人群失去工作与居住空间，甚至流落街头……（金祖华，）
进入21世纪，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对环境生态的认识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公益组织发现，将有限的园林放大到整个城市违背了生态学的原理，姹紫嫣红并不等于生物多样性，而本土植物（“野草”就是典型的本土植物）是野生动物、鸟类不可或缺的栖息条件。中国的气候不是伊朗，城市的公园、植物园可以是欣赏珍奇花草的地方，而街道、广场的绿化不应以花园为标准。
一些环保人士、观鸟爱好者通过亲身观察发现，大量引种外来物种的洋花洋草对鸟类的栖息是巨大的威胁。一些看上去赏心悦目的市政工程，会导致来此栖息的鸟类品种和数量急剧下降。从公共财政角度看，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引种洋花洋树，在城市道路街心营造花园景观的做法，不仅无助于提高城市的生态容量，还会因为不断施肥、喷药、修剪，定期的花草更换，让公共财政背上一个不断投入的沉重负担。从城市审美来看，花园城市往往与巴洛克规划如影随形，二者都表现出自上而下的权力审美。对野生植物的岐视和对民间自发秩序的岐视互为表里，这种看上去很美的景观对城市自然和人文的生态反而可能是有害的。
因此，乔灌草结合，以不需化肥农药不需养护的本土植物为主，集中成片形成生态绿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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