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秋秋
今年，《新民晚报》开辟了一个小小的栏目，叫做《晒晒我家老照片》。一张老照片，几百字，外加一段短视频。刊登的位置，不太显眼。刊登的频率，一周两次。
意外的，这个小栏目，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至少，在我的新闻生涯中，很少看到有这么多的读者，踊跃跑到办公室，拿出自家珍藏的老照片，侃侃而谈。
从陈毅市长签署的任命书，到老百姓告别“亭子间”的欢欣美好；从上世纪50年代的健身达人，到80年代酷酷的乐队女贝斯手；从《新民晚报》复刊后的一纸风行，到杨浦大桥开通前的参观人群；从张园的童年时光，到纺织厂里教外国徒弟……
前前后后，一共刊登了70多张老照片。往往，某一张照片登出后，就会有更多读者来信、来电，甚至亲自上门，拿出家藏的老照片——我这张更好！
我想，《新民晚报》社开这个小栏目，是为了记录生活中那些简单的笑脸、岁月里那些温暖的细节。老百姓的生活不断改善，家藏的老照片，保留了更多个体生命的温度。
似水流年，始终向前！
心绪所向，潮流所向，都是生活的模样。
没有家，就没有国。没有民，就没有族。这个社会，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独家表达”。魔都老照片体现出来的温度，既是个体的，也是时代的。
时光都去哪儿了？
那些花儿，原来在生命的每个角落，静静开着。
晒晒我家老照片时髦一族
——潮流所向，总是生活的模样
图说：60多年前健美达人合影
上世纪50年代的健美达人
口述者：夏振忠
这张照片拍摄于半个多世纪前文庙路上的一飞照相馆。右边的是我父亲夏承业，左边是和他一起练健美的小师弟。为了拍这张照片，他们足足准备了好几个月，每天较着劲练肌肉。在拍照那天，他们学外国健美人士，全身抹上橄榄油，才拍出效果那么好的照片。
如果说健美运动之父赵竹光是中国第一代健美人，那我的父亲可以算第二代健美人了。上世纪50年代，我们一家住在南市区黄家阙路学洁里。在我印象中，父亲一直是紧跟潮流的人，就连当时很少见的照相机他也是早早上了手。
当时，有个叫吴天仁的举重教练在我家附近开了一家叫“联华体育馆”的健身中心。每到晚上，附近爱好健美的人都会蜂拥而至。我父亲和吴教练是好朋友，我放学后也经常跟着父亲去健身房，看叔叔们练杠铃。健身房里大家发出“嘿嘿哈哈”声音的场景，至今让我难忘。
后来，我父亲虽然停止了健美，但他的运动习惯还一直保留着。70多岁时，他还和杨浦冬泳队队员们一起骑着自行车来回多公里去沙溪镇旅游。现在父亲已经89岁了，虽然不能再进行剧烈运动，但他依然会和舞搭子一起在公园里跳舞。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也喜欢运动。20多年前，我被查出患有高血压，这令我感到很痛苦。有一次，我受到《新民晚报》一篇健康报道的启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冬泳，现在虽已年过七十，身体可好了。
图说：上世纪60年代李梦薇母亲一家的合影
那些年流行过的格子花样亲子装
口述者：李梦薇
格子元素是我的最爱。这爱好源于我母亲姚健，源于这张照片。
母亲小的时候，格子图案已开始流行。外婆蔡英棣做了一套格子花样的亲子装，和她的三个女儿一起穿。这张照片就是母女四人第一次穿上这套亲子装时留下的照片。
照片摄于上世纪60年代，后排穿着格子衬衫的是我的外婆，站在中间是我的母亲。那时候，这样成套的亲子装很难在商店买到。外婆就决定亲手做一套。从选布料到设计，从裁剪到缝制，都由外婆一手包办。她先帮老三做背带裤，再给另外两个女儿做裤子。剩余的布料，她给自己做了一件衬衫。这些衣裤，都是格子花样，放到现在也很时髦。
三个女儿第一次穿上衣服，都开心得不得了。外婆说，那一刻她感受了孩子的爱和家的温馨。外婆托朋友帮忙，拍了这张全家福。拍照前，外公姚彤云还有点小情绪，问外婆：“怎么不给我也做一件格子衬衫？”外婆笑着说：“节约点，下次有剩余布料再给你做。”穿亲子装，表面上看来是一家人穿着同样系列衣服，其实蕴含了更多的心意。母亲告诉我，我小时候也穿过外婆亲手做的衣服，可惜没有留下照片。现在我也有了女儿，更加觉得亲子装是表达父爱母爱的好办法。
图说：邵小华与他收藏的相机
40年收藏相机近千台
口述者：邵小华
我叫邵小华，照片上一橱柜的相机，是我收藏的“宝贝”。但我还有很多相机，没摆出来呢。我至今已收藏近千台相机，家里所有的橱柜都塞满了，连床底下也全都是相机。照片中，我拿在手上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生产的上海牌型相机，柜台上的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牌型相机。那天，我正在整理相机，太太看见我痴迷的样子，趁我不注意拍下了这张照片。
我收藏相机的爱好源于父亲。小时候，我家有一台时髦的照相机，那是父亲花了不少钱买的德国产蔡司相机。父亲宝贝得很，平时将相机锁在柜子里，我和哥哥难得碰一下。偶尔，父亲也会带着全家到公园去照相。每当他拿出相机，总能吸引来许多公园游客好奇的眼光。因此，我一直将父亲视为时髦客。
上世纪70年代，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那是一款上海牌相机，大概元，我和哥哥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从此，我在收藏相机上一发不可收拾。
10多年间，我走遍大半个中国，终于在年收齐10款上海产的海鸥DF一1型豹子号顺序照相机，即后三位数至，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收藏。对我来说，无论是淘到件心爱的机子，还是修好一款相机，都有一种成就感。
图说：王永平的彩色结婚照
那年的彩色照还是稀罕物
口述者：王永平
上世纪80年代初，结婚彩色照片很稀罕。这张彩照拍摄于年12月13日，是我和太太结婚的日子。
那时，我们的婚房只有13.8平方米。婚宴过后，亲朋好友30多人挤在我家，房子被挤得水泄不通。虽然房子很小，但这里是充满着爱和温馨的地方。
我的朋友里有一位时髦小伙。结婚那天，他为我和太太拍了5张彩色照片。那个年代，能拍到彩色照片可以说是走在时尚的前列，不要太潮哦！我和太太特地坐在红色沙发上，旁边的喜被也用红绳子扎着，我太太连灯罩都选择了大红色。她说，红红火火代表着喜庆，把红色印在照片上，我们的结婚照一定比其他人的好看。拍照时，她笑得特别开心。
那个时候结婚不像现在，新娘子不穿婚纱，流行的是穿西装，新娘子也没有捧花，只在胸口别一朵大红花。太太穿着西装挽着我，我穿了一件深色的高领毛衣和一件羊毛开衫。拍照片的时候，被这么多人看着爱人挽着我，还真不太好意思。
一晃眼，37年过去了，胶卷照片现在都快看不到了。现在拍照片比我们那时候方便多了，都不需要照相机，一部手机全部搞定。
图说：陈连英与小伙伴们弹奏贝斯
30年前我是酷酷的贝斯手
口述者：陈连英
我叫陈连英，今年57岁。这张照片拍摄于年。当时，我和乐队小伙伴在塘湾乡政府会议室里为外宾演出。我是照片上最左边的短发女生，那时候刚满26岁。演出时，我穿着白色衬衫，这是我记忆中最好看的衣服。我们一个个神采奕奕，配合得也很默契。后来同伴在我家看到这张照片还很激动：“你瞧，那时候我们乐队还是蛮时髦的，橘子汽水也喝起来了。”不过，你别看我当时弹贝斯时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学习贝斯的过程还是很曲折的。
年，我考进塘湾乡文化站，成了一名文艺干事。站里准备成立一支轻音乐队，因为我会弹琵琶，认识乐谱，乐队负责人就安排我弹贝斯。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西洋乐器，更不知道怎么弹奏。当时，弹贝斯是件新奇又时髦的事，整个塘湾乡都没有可以教弹贝斯的老师。几经周折，我终于联系上县文化馆的老师，每天背着贝斯到老师家学习，花了一年时间才学成。
现在，我常常会回想起那些抱着贝斯、埋头弹拨的日子。如今青春不再，岁月的沧桑爬上脸庞。但当我们再次拨动起琴弦时，依然是青春年少的模样。
图说：谢建康在房门前缝制面料
30多年前小伙子玩转缝纫机
口述者：谢建康
我叫谢建康，这张照片是在年拍摄的。那是初秋的傍晚，阳光斜射在房门前，我特意把缝纫机推到门口，坐下来缝制面料，还请人给我拍下这张照片。
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学电脑热和后来的学车热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服装裁剪也是风靡申城，我们这些年轻人挤破头报名学习。不夸张地说，我们那个年代，家里有缝纫机又会服装裁剪的男生很“吃香”。
我至今保留着当年的学员证，上面写着“一九八一年下半年，服装裁剪5班”，这已经是开班较早的班级了。当时一个班40多人，仅我报名的教学点，那个学期就有上千人参与学习。
我对裁剪本身也有兴趣，结业后通过自己摸索实践，能动手解决自己的西裤衬衣、两用衫的需求。给自己衣服做多了，信心也越来越足。我慢慢开始帮着亲人做裤子和衣服。碰到“疑难杂症”也不用担心，那时新华书店里热销书架上全都是关于《服装裁剪》的书籍，随便翻两本就能找到答案。
现在，自己动手用缝纫机做衣服的人也很少了。不过我还是留着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包括2号裁缝剪刀、针、顶针箍……这些老物件是给自己留的一个念想，也是生活越变越好的一个见证。
图说：当年风靡弄堂的黑白电视机
黑白电视机让我家变成弄堂电影院
口述者：汤瑞华
上世纪70年代，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弄堂里的邻居常常说：“走，到汤瑞华家看电视去。”
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我20多岁，家里刚买好了12吋彩电，照片上的9吋黑白电视和底下的喇叭箱马上就要“功成身退”了。我对陪伴了自己9年的黑白电视机恋恋不舍。底下那个喇叭箱，还是我父亲当年亲手制作的。于是，我就想拍一张照片留念。为了拍这张照片，我特地问朋友借了台尼康相机，换了一身衬衫马甲裙。现在，我一看到这张照片，就能想起那些年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小时候，有一次在父亲单位看到黑白电视机，觉得非常稀奇，心想自己家里也有一台就好了。没想到，没过多久父亲就让我达成心愿。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七拼八凑，凑够多元，买了我家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那时的弄堂生活可以说是没有秘密。电视机一到家，左邻右里就都知道了。他们都很好奇，直说这个电视嗲，老时髦老新鲜的。天天晚上，邻居都要到我家来看电视。见到邻居们来，我父亲也特别开心。他还自制了一个喇叭箱，音响效果特别好。这样一来，家里更热闹了，有的邻居害怕抢不到座位，还自带板凳来看电视，家里简直就像是一个弄堂电影院。
现在，我家搬了新房，还装修了一间影视室，儿子给我买了曲面大彩电和投影仪。看到这张照片上的黑白电视机和喇叭箱，我心里依旧暖暖的。
晒晒我家老照片时代变迁
——时光荏苒，我们始终向前
图说：年张启明和同事在南京东路外滩合影
上世纪50年代的外滩合影
口述者：张启明
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50年代。冬季的周末，同事喊我：“张启明，要不要一起去南京东路外滩游玩啊？”爱好摄影的我，为了这次游玩，还特地向朋友借了相机。站在照片中人群的最左侧，我按下了摇控自拍按钮。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留下了小小一张成片。现在看来，这个背景有些简陋，但大轮船、小舢板还有江面已经是当时最好的拍照背景了。黄浦江对岸，我依稀记得大船边的建筑是个厂房，厂房周边显得相对低矮。这片背景所在的位置，也就是现在浦东新区陆家嘴的位置。
上世纪90年代，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带着相机自娱，再次给陆家嘴留下影像。当时的我还拍下了一名正在拍风景的国际友人。江对岸，原先厂房的位置附近，东方明珠已经建起来了。过去厂房周边低矮的区域，现在已经变成了高楼大厦。大楼上还有立邦漆、雪碧的广告。
如今的夜晚，陆家嘴灯火辉煌，我的摄影设备也更加高级了。这次，我在外滩拍了一幅长卷。黄浦江对岸，高楼林立。现在，闲来无事在家整理这些旧照，我常常感叹这些年上海的发展与巨变。
图说：宝钢原料码头技术施工人员合影
改革开放初期的宝钢原料码头
口述者：章锡麟
这是一张上世纪80年代深秋宝钢原料码头引桥皮带运输机安装竣工时拍的照片。第一排左起第三位就是我，章锡麟。我们的身后就是蜿蜒伸向长江的反F形宝钢原料码头和引桥。那个年代，施工3年多的项目完工，没有庆祝，没有聚餐，只有施工技术人员的这张合影。从此，我的职业生涯也与城市建设连在了一起。
高中毕业后，我进了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局第一工程处工作。年，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最大的建设项目——宝钢建设项目正式启动。经选拔，我有幸成为首批建设者，进驻宝钢工地，负责宝钢原料码头引桥皮带运输机和钢护木的安装。引桥皮带机是双向的，单向长度就有米。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我们经常吃住在工地上。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潮汐表标注为低潮，我们就争分夺秒地与潮水抢时间，抓紧时间完成钢护木的涉水施工。食堂在码头2公里外，只能靠车辆把饭菜送到工地。遇到大冷天，我经常啃个冷馒头又投入施工。由此，我还熬出了胃出血，医院治疗。
此后，我还先后参加了内环高架、南北高架、北郊环高架、外高桥电厂码头和上海船厂码头等重大工程的施工和管理。作为一名建设工作者，我内心还是有很多感慨，能参与到这座城市的重大建设项目中，亲眼目睹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成就，我很荣幸，也很骄傲！
图说：年秋，黄金梅第一次上杨浦大桥参观留影
妈妈站在杨浦大桥上拍照
口述者：刘晨芳
这张照片拍摄于年，照片上的人是我妈妈，叫黄金梅，那天她和几个好姐妹一同到杨浦大桥上参观，在桥面上拍摄的唯一一张照片，非常珍贵。
那时，还未正式通车的杨浦大桥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买票上去参观。一得到消息，妈妈和几位好姐妹迫不及待地约定日期要去参观。为了这次观光游，妈妈特地去买了条白色裙子，配了双白色凉鞋。前一天晚上，她还去隔壁理发店吹了个头发。参观那天早上，她打扮得光鲜亮丽，还说要在大桥上留下最美的身影。
据她回忆，那天她和小姐妹们约在宁国南路路口集合，买了门票坐观光电梯一路乘上去。到桥上后，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好多人举着照相机不停地拍照。她们也忍不住拿出相机，妈妈趁着桥面上稍微人少些，拉着小姐妹拍照，她还特地强调一定要把桥上的大字拍进去，拍完整。等她们拍完，很多人都拥上桥面合影留念。
现在的杨浦已今非昔比，杨浦大桥周边更是风景如画，将来的杨浦会更加美丽。
图说：沈开达兄妹三人与49路公交车的合影
记忆中的49路公交车
口述者：沈开达
我是沈开达。在我的记忆里，49路公交车从童年开始就一直陪伴着我。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的我只有五六岁。我记得照片是在人民广场拍的。在我小时候，每个星期天父母都会带着家里三个孩子去人民广场散步。当时公交公司的停车场也在人民广场，停放着46路、49路等公交车。小时候的我对车子很感兴趣，所以一直在那些公交车边兜兜转转。
照片中，趴在车头的是我的妹妹。当时，她正沿着车前的护栏，一格一格地往上爬，我和二妹都看着她。此时，父亲说了一句：“看这里！”我和妹妹不约而同地看向父亲，但是二妹还是被她姐姐的“英姿”吸引，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我在照片里和车轮子差不多高。
拍完照片，父亲还告诉我，当年的49路公交车是从捷克进口的斯柯达车型，车厢内是有空调的，它可是“豪华型”公交车呢。在当时，49路公交车就已经是上海公交行业的一张闪亮名片了。
时光飞逝，40多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孩子变成一名教师，从天真烂漫到两鬓渐白。上海的公交车也更新换代好多次了，空调也早就是公交车里的基本配置了。小时候的日子，都成了现在美好的回忆。
图说：包霞芳教授外国徒弟纺织技巧
我在“十七棉”教外国徒弟
口述者：包霞芳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国棉十七厂，正中间就是我，包霞芳，右边是我的外国女徒弟阿利司。我正在教她纺织技术。别看我照片上显得腼腆，但我的纺织技术可是“一只鼎”。
照片上，我正在教阿利司怎样把细纱出来的锭子纱，一个一个接上做成筒子。旁边一同学习的还有个外国男孩，叫阳早。筒子车间技术不复杂，但却是一项劳累的活。纺织厂各种车间工作，就数它最辛苦。两位小徒弟学得也快，短短几天就学会了筒子车间结头技术。
拍这张照片时，我也就22岁。年纪虽小，但我的技术绝对过硬。别人会的，我都要学。入厂第一天，那时师傅不在，我就跟着扫地的阿姨学。不到2个月，我就将能学的技能都学了个遍。我只要来工作，就比别人来得早，比别人走得晚。棉絮乱飞，布满厂房，但我低头努力干活，一心系在工作上。
现在，纺织厂变成了国际时尚中心。你看，门口这栋楼，以前是办公室；以前的仓库，变成了卖大牌的精品会馆；而旧大楼则成了大剧院。前不久，我还在这里参加过老年舞蹈表演。星巴克的位置是打包间，后面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对面是淋浴间。这里把老厂原本的味道保留了下来。厂房结构都没有变。只有这落地玻璃窗，变得敞亮敞亮。
现在，我特别爱来这里买衣服，衣服款式新还经常打折。
城市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其实，我们的老厂从未离去，是创新与发展为它换上了新裳。
图说：4岁的俞佳柠在张园里玩积木
张园的童年时光
口述者：俞佳柠
我叫俞佳柠，这张照片拍摄于年夏天，当时四岁的我正在张园的弄堂里乘风凉搭积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拥有这样一整套创意玩具是不少孩子的梦想。那时石库门弄堂里，大人们会带着孩子在这里享受“穿堂风”。等夕阳西下，他们就会从后天井拎出一大桶清水泼在大门前的水泥地上，随着水汽蒸腾，不一会儿炎热的暑气就会消散不少。
讲到张园，我们这些老居民更喜欢叫它“张家花园”。如果算上当年闯荡上海滩的祖辈，我家在这里已经住了快90年了，我的妈妈就出生在张园的老房子里。
从记事起，我就常听外公说，这里的不少房子曾独门独户住过上海滩的名人。后来，周围几乎每一幢楼里都住着十来户人家。同进一道大门，合用煤卫设施，这里的邻居也许来自五湖四海，却在几十年的磨合中过出了“大家庭”的味道。我至今依旧清晰地记得，幼年时西厢房阿娘做寿送来的那一碗大排面是那么诱人。
虽然外面的生活变化很大，张园里的生活却仿佛放慢了步伐，无处不散发出怀旧的韵味。母亲告诉我，由于种种因素，张园里直到七八十年代才通了煤气；我记得这里的住户九十年代后才开始通过对自家进行改造，陆续告别了倒痰盂、刷马桶的生活。
张园旧改后，这些老建筑都将被保留下来，修旧如旧，成为上海的文化地标。我也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让上海人、中国人，全世界都来感受我们的海派文化。
图说：仓定标和协会理事坐在集市口的公平秤后
彭浦新村集市的公平秤
口述者：仓定标
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彭浦新村集市口，当时正是集市的鼎盛期。照片里对着镜头笑得正欢的男子就是我。当时我担任彭浦新村集市个体协会的会长。旁边两个女同事是协会的理事，当时个体协会和工商局是协作关系，协管彭浦新村集市。
放在我们面前的是校秤，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公平秤。在当时上海的集市里，我们这个公平秤可以说是使用得早的，一直沿用了二十多年。为什么要设置公平秤呢？因为有顾客来投诉，发现买到的商品缺斤短两。我们观察后发现，确实有些商户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个别猪肉商，会在砧板底下藏一些碎骨头。在给顾客切排骨的时候，趁顾客不注意，商户就把碎骨混入排骨里。这样，实际送上秤的，不仅有好肉，还有碎骨。于是我们协会的几个人商议了一下，决定要设置一个公平秤，由我们几个对商品质量把关，并向顾客传授一些检查商品质量的技巧。
最开始，所谓的集市，就是医院门口设点，方便看病的人顺手把菜带回去。结果因为当时菜场少，而工人新村人口密集，加上协会自管下个体户约束得当，沿途设摊的商户医院门口，沿着平顺路一直发展到了保德路，有了将近一公里路的规模。鼎盛期集市共有户左右的注册个体户，千人左右参与经营。其中，临汾路、汾西路、闻喜路，这3个十字路口，摊位最多、人气最旺。当时，远在嘉定甚至外地的采购商，都会特地来彭浦新村进行采购。
晒晒我家老照片家有喜事
——感谢生活中那些简单的笑脸
图说：年在长风公园，小星嫂与丈夫一同划船来源/采访对象供图（下同）
那一年，我在长风公园遇见了他
口述者：汤花蕊（小星嫂）
我是小星嫂，那一年我在长风公园遇到了先生，大家都叫他小星。
这张照片拍摄于年，当时我只有22岁。那一年单位组织活动，去长风公园团建。那时的长风公园是团建必去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网红打卡地，也是小青年谈恋爱、劈情操的好地方。在银锄湖上划船是长风公园的经典游玩项目。
照片上，我坐在右边那艘船最后一排的最右侧，两艘小船上都是单位同事。我当时刚入职，对一切还算陌生。我们在银锄湖上划船，那时只有用船桨划的，人均一毛钱一小时。划船的时候，远远地看到铁臂山，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在那时认识了我先生，他就坐在我旁边。
虽说我们俩坐得近，但也一直没有互相说话。主要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不好，当时的他剪了个时髦的“三七开”，穿着当年流行的高领毛衣、西装配喇叭裤。我总觉得穿喇叭裤的男人让人感觉油腔滑调的，不正派。
在那天的划船过程中，另一艘单位团建的船突然靠了过来，照片上的前排同事兴奋地用手把那艘船拉得更近了，我心里一惊，有些害怕。这时，小星在一旁说：“不用怕。”还主动拿过我手里的船桨，帮我划船。在那一瞬间，我对他有所改观了。
30多年过去了，他不再年轻，肚子也略显圆润。但那些难忘的日子，都成为了美好的记忆。就像长风公园这些有回忆的地方，一直红到现在，始终没有褪色。
图说：年在海伦儿童公园，2岁的蔡小鸥随母亲参加家庭聚会
我记忆里的第一次家庭聚会
口述者：蔡小鸥
这张照片拍摄于年的夏天，中间那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花裙子，用后脑勺对着镜头的小女孩就是我，我是蔡小鸥，那年我才2岁。这是我们在海伦儿童公园的一次家庭聚会。照片上有我妈妈和姨妈，还有表姐、表哥们。我对着的那位就是我妈妈，她穿着一条浅色的旗袍裙；照片最左边，留着一个郭德纲式发型的小男孩是我的小表哥；最前面的男孩是我16岁的大表哥，那天他身着西装短裤、回力球鞋，一副书生少年郎的模样。那个年代里，家庭中的子女都比较多，逢年过节时，都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很是热闹。
那是暑假的最后几天，“郭德纲”就要上小学了，我姨妈提议全家人去公园热闹一下，也是庆祝他成为一名读书郎。这是我记忆里的第一次家庭聚会，特别开心。
那时候物资还比较匮乏，但大人们仍然想尽办法为孩子准备了面包和饼干，自己带了馒头吃。那时的面包还是用油纸包的，拿出来的时候，面包香味飘出来，隔着油纸的手指沾满了油。一口咬下去，满满的幸福感。那天，舅舅还淘来了当时的高级货——几罐午餐肉，我们几个小孩子吃得开心极了。那份美味至今还留在印象里。
55年弹指一挥间，几位长辈都已作古，兄弟姐妹也都在家安享退休生活。看看旧照片，不免感慨，今天的生活真是幸福。
图说：罗仁驹夫妇在迎客松前合影
9天花费元，难忘当年自由行
口述者：罗仁驹
我是罗仁驹，这张照片拍摄于年5月4日，是我和爱人在黄山的迎客松前拍的。
那天黄山上游客稀少，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当时在迎客松前，我找好拍摄角度，架起三脚架，和爱人摆好姿势自拍留影。现在迎客松前人山人海，树前还有栏杆保护，再也无法近距离拍照了。
当年去黄山旅游，对于很多人来说简直是奢望，这不仅牵涉到钱的问题，还要看有没有假期。那时我在南京工作，爱人和女儿住在上海。因夫妻两地分居，我每年能享受12天的探亲假和2天的路程假。年开春，我和爱人商量好，让她利用之前积累下的调休及两个周日拼了9天，一起去黄山旅游。
年5月3日早上7点，我和爱人在汽车站乘上了去黄山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大约花了12个小时，直到晚上7点我们才赶到黄山。现在从上海到黄山坐高铁只要两个多小时。
当时在黄山，吃饭、住宿条件都很一般，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黄山上住宿时，每次拿着自带的热水瓶去锅炉房装热水，要付5角钱。我们一路游玩至杭州后乘车返回上海。前前后后一共玩了9天时间，花了多元，相当于我三个半月的工资了。虽然一路上很辛苦，不过我和爱人都觉得这次黄山自由行非常值得。
图说：陈康瑜乔迁新居，拍下了“五女拜寿”合影
乔迁新居拍下了“五女拜寿”
口述者：陈康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房子是牵动整个家庭的大喜事。这张合影挂在我家客厅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记录了年10月我刚分得新房时，大家庭笑逐颜开的场景。
我叫陈康瑜，这是我用机械相机捕捉到的镜头，老太太是我的丈母娘，还有我老婆姐妹五人，我给照片起了个名字——“五女拜寿”。当年已经52岁的我，从不到14平方米的老公房，搬到丽园路70平米新公房，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我根本不敢邀请岳母和太太的姐妹们来家里做客。14个平方米都不到的老房子，哪有十多人的立足空间？
我们这个大家庭，共有12个小家庭，他们都为我能分到70个平方米的新公房而高兴。拿到新房子之前的大半年里，我几乎每周都绕路去看这幢正在建设的新楼。尽管还不知道分到哪一套，但那可是前前后后三条马路中最靓的一幢楼，周围都还是破旧的平房。
新房装修得宽敞明亮，我记得共花了元，而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是多元。搬进新居那天正好是岳母八十大寿，一场双喜家宴成就了这张喜人的照片。“五朵小金花，围着一朵老金花，大家笑一下！”我按下快门前说了一句俏皮话，在场的家人都分享到了我们搬进新房的喜悦。
图说：潘金鳌（前排左一）兄弟姐妹八人合影
八兄妹的青春记忆
口述者：潘金鳌
这张八兄妹的合照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拍的。那时正逢农历新年，一家人齐聚，一起过年。于是大哥提议去拍合照，兄弟姐妹们一拍即合，就去了国营宜川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坐在前排靠左位置上的那人就是我，我叫潘金鳌；中间坐的是大姐、旁边是二姐；三哥站在后排中间，左右分别是二哥和大哥……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八人，我排行老七。
当时要拍这样一张合照很不容易，一来兄弟姐妹难得回家，只有过年时人才凑得齐；二来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照相机，拍照要到照相馆，价格很贵。
照片里我穿的这件带拉链的夹克衫在当时是时髦货，我的几个兄弟还在穿中山装，他们总是说我“要漂亮”。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像我两个阿姐，在家里用烤过的火钳将头发刘海卷弯，也是追赶那个时候的潮流。我的嘴唇上有一道疤，2-3厘米长，是小时候为了和姐姐抢蛋炒饭吃，一不小心摔在水缸上留下的。主要那时家里饭菜油水少，一碗蛋炒饭算是改善伙食了。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用不愁，身体健康。兄弟姐妹人手一部手机，随手就能按下生活中的精彩瞬间，还能在家庭群里相互分享。今年，大阿哥迎来50年金婚，我们大家都会去为他庆祝。
图说：董克明珍藏的任命书
陈毅市长签署的任命书
口述者：江妙春
我叫江妙春，单位同事、今年90岁的董克明老先生珍藏着一份当年由陈毅市长签署的任命书。拿到任命书的当天晚上，董克明一家围在桌旁细细端详任命书，那一天，他激动万分。
年，董克明在市委党校学习一年结业后，从江南造船厂调至市手工业局。报到后不久，就收到由陈毅市长签署的一份任命书，任命他为市手工业管理局人事处干部科副科长。要知道，当时他才20几岁，就被任命为副科长，一下子感觉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
任命书字体竖排，顶部正中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特别庄重。任命书上有编号，为上海市第号。任命书的落款时间是年8月25日，上面盖着红色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印章。整份任命书上共两个印章，头部又是五星红旗，显得既隆重、又和谐。董克明将任命书视若珍宝，特意塑封好，一连三天晚上，都是抱着它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正是从这份任命书开始，董克明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懂得珍惜，想得明白，感恩生命的磨砺。6年前，他还加入了遗体捐献的队伍。这份任命书，它既是一份心愿，是使他不断砥砺前行的初心；更是一份嘱托，让他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图说：马爱芳骑着丈夫送的自行车上班
两年多存款买了女式自行车
口述者：马爱芳
这张老照片，是在我上班路上拍摄的。我骑着的是当时永久牌最新款26英寸自行车。它是丈夫送我的礼物，这足足用掉了他两年多的存款。看我骑着这辆车上班，同事们经常羡慕地说：“马爱芳，你爱人对你真好。”
在上世纪80年代，大家一般骑的是28英寸自行车，俗称“老坦克”。但这车对姑娘们来说，是又重又吃力。而26英寸自行车的前车杠采用弯曲设计，能让我们轻松地完成“前上车”的动作。哪家姑娘能骑着一辆26英寸自行车上下班，可是最扎台型的了。
但这份礼物，价格可真贵。我记得，这辆自行车价格要多元。那个时候，丈夫每个月工资才33元。作为家中长子，他要把三分之二的工资交给父母，补贴家用。每个月，他就从自己的吃的用的里，抠出4到5元当作存款。
得到这份礼物后，我每天都会骑着它上下班。当同事看到这样一款自行车停在学校里，一个个都羡慕坏了。再后来，我家门口公交车多了，自行车也慢慢地“退休”了。
晒晒我家老照片独家记忆
——岁月如梭，那是你独有的烟火
图说：马蒋荣年为儿子拍摄的刷牙照采访对象供图（下同）
弄堂里的旧时光
口述者：马蒋荣
我叫马蒋荣，照片上拿着牙刷的小孩是我儿子。这张照片是年2月，我在裕德路潘家宅老屋门前为他拍的。当时他两岁还不到，围着肚兜，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
印象中那天早上，我儿子看到大人在刷牙，就从家里拿了搪瓷杯子和牙刷也要学样。他奶奶怕他浪费水，又怕他在刷牙时把生水喝下去，就给他小半杯温开水。谁知他拿了杯子、牙刷就往天井南面走去，准备像大人一样到那里刷牙。
这可吓坏了他奶奶，因为地面很滑，还有青苔，小孩走上去很容易摔倒。而且那里还有一口井，井口高出地面只有40厘米，一不小心那可是要闯大祸的。于是他奶奶一边大呼小叫，一边走上前把孙子“抓”回来，拿了一个面盆放在家门口，让孙子蹲在地上刷牙。我看到儿子刷牙的样子非常可爱，赶紧拿起相机对着他，拍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从小就住在弄堂里，老房子又矮又小，极其简陋。现在，我家早已住进了三房两厅两卫有电梯的商品房，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享受天伦之乐的我，每次看到生活在弄堂里的老照片，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以前的艰苦日子，也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图说：娃娃运动员们在淀山湖里游泳
淀山湖里游泳的娃娃运动员们
口述者：胡茯苓
我叫胡茯苓，照片里我女儿正在淀山湖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游泳，在最后一位教练正前方露脸的女孩就是我女儿，那时她才6岁。还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们被几位游泳健将们围绕。这可不是在游泳池，而是湖面宽阔波光荡漾的淀山湖，不远的地方还有几艘渔船。
那年，我女儿正上幼儿园，家长会上，园长对家长们说，“游泳要从娃娃抓起”，区体校要从幼儿园招收小朋友参加游泳训练班。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跳水训练，女儿肯定遗传我的基因，所以我为女儿全力争取。
娃娃游泳训练班的时间是从晚上6点半开始，大约两个小时。那时全上海的体育场馆也不多，南市区的斜桥游泳池算是设施好的了，有一个比赛池和一个娃娃池。
几个月的训练后，娃娃们就已经能像小鸭子一样在泳池里扑腾了。为培养和锻炼娃娃们的耐力和体力，这年的7月16日，教练和家长们带着第一批学游泳的娃娃运动员去了淀山湖游泳。我特地带了相机，为他们拍照，还带了巧克力为孩子们补充体力。
进小学后，我女儿就成了业余游泳运动员，曾多次获得全国少儿游泳比赛米蛙泳冠军。如今，照片上的孩子都五十岁了，不久前他们还聚过一次。
当年的这个机会，改变了孩子们的人生。
图说：刘翔在阅读《新民晚报》
阅读《新民晚报》是最好的造型
口述者：刘翔
这张照片是上个世纪80年代拍的，照片上拿着《新民晚报》的人是我，我叫刘翔。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在多伦路48号虹口区副食品公司财务科工作。那时《新民晚报》复刊已经有一阵子了，每天下午我都会到单位附近的报亭买一张晚报来读，就像是知己重逢那般亲切。同事见我如此痴迷，便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留作纪念。
这张照片我没有刻意摆出什么造型，就是拿起报纸读文章，没想到看上去显得特别精神，脸上还带着笑意。这当中还有一个小秘密，其实我有近视，那天我是戴着隐形眼镜读晚报，也许这就是我最好的造型吧。
我把照片拿回家给父母看，他们很羡慕，说自己也是晚报读者，怎么没有人给他们也拍一张。后来家里有了相机，老人的心愿很快就实现了，我帮他们拍下了在躺椅上和床上读报的瞬间。
我对《新民晚报》的感情非常深，从小就喜欢读。还记得读小学时，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学校的阅报栏就成了我读报的好去处，经常到天色很暗了才回家，晚饭时分还会和父母讨论报纸上读到的故事。参加工作以后，《新民晚报》上刊登的内容更成了同事间聊天的信息来源。我还特别喜欢看夜光杯，后来我开始研究这个栏目的写法，自己开始尝试写作并给晚报投稿。目前我已经有很多篇文章在晚报上刊登了，既激动又高兴。
今年是《新民晚报》创刊90周年，我们家看晚报的历史也有30余载，我看着晚报的变化，也从晚报上读到了国家发展的日新月异。
图说：高考后的合影
年的高中毕业照
口述者：夏伟
这张照片拍摄于年夏天高考结束后。照片右二就是我，夏伟。左二是我的好友、文科班同学乐建强，其余几位是理科班的同学。我们相约回母校控江中学看望老师，才有了这张照片。
那时候的高考，称得上是万人挤一座“独木桥”。我的总分是分，以超过8分的成绩进入复旦历史系，乐建强也考取了复旦大学，理科班的同学们也分别考入交大和其他高校。
那时，大家普遍穿的都是白衬衫。我为了这次留影，特意穿了一件T恤衫。我和乐建强还一人戴了一只手表。我的手表是上海牌，要一两百块钱，是父亲换新表时留给我戴的。我父亲工资算高了，可也不过一个月五十多。老上海人都知道，那时一只上海牌手表，可算得上奢侈品。我平时舍不得戴出来，碰一下都会心疼。但拍照那天，我就一定要戴着。
年的上海高考生们被分为两批。我记得市重点学校是按两年制读，区重点则试点三年高中制。我们那届是最后一届高中两年制毕业生。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略显匆匆。相遇在高中的我们，留下这张宝贵的合影。
年高考时，理工科是热门。成绩最好的同学，更向往理工科，进入科研领域。这就是年的上海学生——考大学、考上海的大学、考上海的理工科大学。但对我而言，文科班的学习也是充满着乐趣。那时，考上大学确实是不容易的。如今大学早已普及。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对每一位学子而言，大学都是人生路上重要的一步。
图说：小俞为第一次穿法官制服的葛乃余留影
第一次穿上法官制服
口述者：葛乃余
“刚发了制服，葛乃余，我给你拍一张。”喜欢摄影的同事小俞给我按下了快门。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那天，我在福州路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窗外天已经暗了下来。因为是穿新制服拍照，我特地在办公室里戴起了帽子，帽子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庄重而威武。新制服肩上的天平是上海市高院同事们心目中公平正义的象征。在此之前，我们都还没有专门的制服。
我身后的黄杨盆栽，是从家里带来的。因为我平时就爱好园艺，所以第一次穿制服的时候，岳父母就安排休息日去上海植物园游玩。坐上公交，在徐家汇换乘，我身边就聚集了不少围观市民。我从他们的眼光里，看到了赞许和惊喜，毕竟这可是新中国第一套法官制服，很多人都没怎么见过。穿着这身新制服上街亮相，我自己心情愉悦，感受到了对国家司法的自信、大家对法官的尊重。
图说：李明远（右）与长跑爱好者合影
父亲的长跑人生
口述者：李木子
我叫李木子，照片上右边的人是我的父亲李明远，他今年岁了，跑步史已有60多年。这张照片拍于年，照片上的他刚刚跑完步，披着大衣，笑容满面，正搀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哥。那年我父亲62岁，是他退休的第二年。
因为喜欢跑步，父亲和一些来自虹口、杨浦的跑友组建了一支老年长跑队。这支队伍中最年长的72岁，最年轻的有50多岁。有一次，他们相约从虹口体育场跑到安亭。两地大概有34公里的距离，比半马还要长。跑完后，父亲还很有精神，他看同行的大哥有点体力不支，赶紧上前搀扶他。其他跑友看到这个场景觉得特别温馨，赶紧拿起相机拍照，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曾问父亲，照片上看，你好像很轻松的样子，你刚跑完不累吗？父亲笑着说：“怎么会不累呢，只是那时候拍张照片很不容易，再怎么累也得对着镜头笑一笑。”
以前，父亲每天早上都要到鲁迅公园跑完6公里，然后再去上班。到了周末，他便和一群老朋友在虹口体育场和五角场之间跑个来回。那时的马路大都是弹硌路、煤渣路，跑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一不小心就会崴脚。
父亲说，现在城市快速发展，跑步的条件真是太好了，黄浦江旁有专业的塑胶跑道，很多小区里专门设了健身道，在家门口就能跑步了。
图说：年陈日旭在比赛场馆前
目睹杨官璘“大意失荆州”
口述者：陈日旭
这张照片拍摄于年春天，照片上的人是我，陈日旭。我身后的建筑是苏州体育馆，挂着的横幅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运动会棋类预赛”，我手上还拿着赛会刚发的比赛秩序册。
那届比赛我担任了中国象棋资料组负责人，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记录比赛对局。比赛在下午举行，每天晚上我要和资料组4位同志一起，连夜将当天的对局刻钢板。第二天上午将散发着油墨香的比赛对局记录分发给各省队。
预赛一共下了数百盘棋，但有一盘棋至今让我难忘，就是人称“魔叔”的广东队杨官璘，输给青海队张录那盘棋。享有“南粤棋王”美誉的杨官璘，棋艺风格稳健老辣，一般棋手不要说赢他，就算求一盘和棋，也是很厉害了。
下这盘棋的那天上午，杨官璘兴冲冲夹着小包，逛观前街去了，没有细看资料组公布的上一轮对局记录。偏巧下午对阵张录时，张录下了记录里的一个新套路，杨官璘深陷其圈套，不能自拔。当时我看到杨官璘头上直冒冷汗，久久无法落子。在观者如堵的情况下，最终他无奈认输。比赛结束他已瘫坐在座位上，连站起来都有困难，还是同队的蔡福如将他扶起，离开赛场。这盘棋成了当时赛会一大新闻，谁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杨官璘会这样输棋。
现在全国赛棋手对弈时，工作人员将每一步棋同步输入电脑，上传到网上，又快又准确，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辛辛苦苦连夜刻钢板了。
转载自新民晚报年10月3日4-5版10月4日4-5版10月7日4-5版10月9日8-9版
文字：晏秋秋杨喻叶晓雯杨叶蔡骏解雯赟林德瑛包琴娜张泽茜王军夏扬庄琦欣李茜张庆龄
视频：邻声
视频编辑：夏扬张泽茜叶晓雯解雯赟包琴娜
责任编辑：郭文才谢继瑾
版面设计：戚黎明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bszl/396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