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年高温相似，岁岁风景不同。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节，《浙江日报》“亲历”版推出“高温下的风景”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近高温下坚持工作的普通人，倾听汗水落地的声音，记录拼搏奋斗的故事，串起新时代追梦人之歌。
赖正淦在古田山进行幼苗调查。记者祝旖波摄
穿上迷彩服，换上胶底鞋，背上双肩包，带上妻子做的便当，7月17日早上8时，赖正淦已收拾妥当。
正是出梅第一天，太阳火辣辣直射下来，和昨天相比，山下温度一下飙升到33℃。拭去鬓角的汗珠，赖正淦提醒我们：“今天要在山里忙活一天。”他将要带北京林业大学的两位研究生进入古田山科研样地进行幼苗监测。
53岁的赖正淦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田山站长期聘用的4位当地农民之一。在古田山所在的开化县，他们被称为“科研农民”。
古田山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又被整体划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这里有大片的低海拔亚热带原生常绿阔叶林，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和生态学者。
年以来，古田山共获得29个各类科研项目，需要大量监测样地建设和基础数据采集，比如24公顷植物大样地，有棵树需要定位、鉴定、监测，仅仅靠科学家是不可行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这里培养了大批科研农民，他们大多数有活就接，工资按天结算。赖正淦则算是固定员工，朝九晚五每天上班，负责古田山站的日常维护和各类样地的常规监测。
对“科研农民”充满好奇、特意前来一探究竟的我们，赶得正巧。和学生们一起，我们紧跟着赖正淦，向山上出发……
古田山的“活地图”
“这片山的每个角落，样地的每个物种，我都熟悉”
“暑假一向是最忙的，三天两头要上山。有好多老师、学生来做研究、写论文，他们地形不熟必须有人带路、指导。”赖正淦快步走在前，阳光透过树荫，留下斑驳光点。
经过长长梅雨季的山路又湿又滑，长满青苔的石阶铺满落叶杂草，若隐若现，一不小心就踏空。空气潮热，夹杂着植物腐败的气息。没走几步，我们就已汗流浃背。
向上两百米，就彻底没了路，地形变得陡峭，身处丛林，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真庆幸事先准备了木棍做拐杖，我们手脚并用，左右腾挪，艰难地向上攀爬，不时发出惊呼。看我们狼狈，赖正淦特意放慢了速度。
“所有样地，都要尽可能保持原生状态，哪怕修几步石阶都会破坏它的原生性。”赖正淦一边解释为啥没有路，一边叮嘱我们小心别踩着小树苗，“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进来，对环境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
虽然也是满头大汗，赖正淦却始终神色自如，这样的山路他不知走了多少遍。夏天上山，走在林里，最危险的就是碰到毒蛇。看到我们紧张起来，赖正淦笑了起来，“这时你不要主动惹它，绕着走。以前还有人碰到过黑熊呢，一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除非有熊崽。”
除了最重要的一个24公顷大样地，方圆80平方公里的古田山保护区还建有13个1公顷样地。这些样地散落在原始森林间，没有熟悉环境的向导，想要准确找到它们比登天还难。“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路熟，样地建好了也记得住。跟你们说句实话吧，这片山的每个角落，样地的每个物种，我都熟悉。”
古田山下土生土长的赖正淦其实干过很多行当，高中毕业在村里小学代课三年，后来砍过木头、养过菇，到温州打工，直至年回乡学做泥瓦工。年，他参加了中科院植物所古田山站的样地建设，因吃苦耐劳、做事细致被留了下来。这一呆就是10年。
约莫半个时辰，终于到达目的地，这是距离站点最近的一块小样地。赖正淦的迷彩上衣已被汗水浸透。他就地打开背包，拿出一把卷尺和一包绕环，戴上老花眼镜，在地上开始仔细寻找。突然，他抬起头，对坐在一旁准备记录的研究生喊道：“记，滨海紫金牛，高度13厘米，叶片5片。”
他寻找的是有绕环标记的树木幼苗，这些绕环是他半年前放上去的。所有幼苗，都要定期、准确地记录其生长状况。
“10年前，我只能用土话叫出来种树，现在古田山里多种木本植物、多种草本植物我都认得，叫得出学名。”赖正淦说，能够准确辨识分类，是干他这一行必须掌握的本领。他信手指向两棵距离很近的幼苗说：“你们看，这两个小苗，同科同属不同种。叶片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叶背的颜色却不同，这株叶背绿色的是甜槠，这株叶背银灰色的是米槠。”
这块样地共有36个幼苗区，赶在太阳落山之前，他要带着研究生完成全部监测。
幼苗监测，一年2次；大样地的树木生长监测，一年2次；塔吊样地的树木生长环每两个月测一次；凋落物收集，一周一次；保护区多台红外线自动相机更换位置，一年三次……这是赖正淦的常规上山时间表，最长的时候一天要在山里走二三十公里。我们不由得感慨，这张“活地图”真是长年累月在山上走出来的。
“赖老师”的绝活
“每一袋都要认认真真分，认认真真做，一定要精准”
“赖老师，您下山了。”下午4点，回到中科院植物所古田山站，一行4人风尘仆仆迎面走来，打头的一把握住赖正淦的手：“明天，您可得好好指导，方方面面讲透。这一次我们准备呆几天，培训好了才走。”
客人来自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专程从江西开车过来。“古田山的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样地体系可以说是国内最完善的，特别是24公顷样地是很重要的监测平台。我们庐山植物园还没有这么大的样地。赖老师是样地建设的专家，我们特意过来学习。”领队的万慧霖博士表示，上个月已经请赖正淦去庐山实地考察过。
我们立即和万博士约好，明天一早一起上山，体验赖正淦的现场教学。“做好准备哦，明天要去的样地更远，路更难走。”赖正淦笑道。
出了梅雨季，气温一天高过一天，这一天的室外温度已达36℃。赖正淦远远走来，除了身后的背包，手上还拎着一个仪器。“这是全站型电子测距仪，确定样地位置，打点用的。”
样地在古田山深处，水汽弥漫在空气中，茂盛的树林密不透风，如同巨大的热蒸笼。这一番跋涉比前一天更艰难，我们个个满脸通红，直喘粗气，衣服、头发湿透。
“样地建设有几个步骤，打点、拉方、刷漆、挂牌、调查，全站仪是打点的关键工具。我们要先通过地图确定一个样地顶点坐标，然后根据计划用全站仪测量出其他三个顶点的坐标，这要考虑地形中的转折角度、高差等因素。”赖正淦依旧不慌不忙，他将全站仪支好，指点着庐山来客一步一步操作。
记者跟着赖正淦学习凋落物分类。记者祝旖波摄
在测量好的点打下基桩便框定了大样地的范围，之后要对样地的每棵树木进行测量。“直径1厘米、1米3以上的树木全部要挂牌，每棵树的种类、坐标、胸径，要进行调查、记录，然后输入电脑。”赖正淦指着一颗马尾松，“你们看这树干上有缺口的金属环就是树木的生长环，随着树木的生长，这些金属环上的弹簧拉伸，预留的缺口就会变大，便可以通过测量金属环缺口的距离获取树木的生长数据。”
庐山客人一口一个赖老师，还真不是虚的。年，钱江源国家公园与中科院植物所合作，在平方公里区域内建了大大小小的样地多个，赖正淦参与了其中绝大部分。这两趟上山的所见所学把我们都震住了，我们一致改口，从“赖师傅”改叫“赖老师”。
而赖老师的“绝活”还不止于此。
不上山的日子，赖正淦就在站里从事分类工作——古田山的样地共有个种子雨收集器，每周一，赖正淦都会和同伴上山，将收集器里的林间凋落物收集回来并进行烘干、分类、记录。
这些凋落物多为树叶、树枝、果实、种子等，完全烘干后将会失去部分明显特征，必须依靠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准确无误地进行分类。
“这片叶子是甜槠，烘干后看不出颜色，只能通过叶片形状区分，甜槠的叶柄处不对称，且下半部分光滑，上半部分有锯齿，是古田山的优势种。”赖正淦用镊子在一堆烘干的叶片中夹出一片放在我们面前，戴着眼镜如数家珍的他，看上去像极了老师。“树叶还好分辨，最难的是花和种子，比如麂角杜鹃和马银花的花特别相似，只是马银花的花瓣里面有一些麻点，要仔细区分才能看出。”
山脚下的研究所格外潮湿，墙壁有大片霉斑，大理石地面上积了一层雾水，行走必须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要滑一跤。赖正淦的办公室里没有空调和风扇，因为烘干物太轻了，这些会影响到分类。
不消十分钟，第一包烘干物分类完毕，赖正淦分别对它们进行称重、记录、装袋、做标签，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像这样的分类，一次通常要持续三到五天。“每一袋都要认认真真分，认认真真做，一定要精准，我的分类数据是专家们科学研究的基础，一旦出现偏差，科学研究就要出问题。”
“科研农民”的小乐趣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发现，够我高兴好几天了”
“赖老师，你有梦想吗？比如说发现什么新物种之类的？”年轻的记者提问。
“哈，我们农民有啥梦想嘛，这是科学家们的事儿。我每天想的就是今天的工作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
跟着赖正淦上了几趟山，从他嘴里怎么也撬不出几句闪光的言语。他就像大山一样质朴。
傍晚无事，我们溜达到赖正淦家所在的平坑村。这个村多户，多人，基本都姓赖。村主任赖正立正好是赖正淦的堂兄弟。
“这里发展产业受限制，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出去打工。”赖正立告诉我们，几十年了，村里人早就懂得不要乱砍乱伐，守护好这片山水。
“我看他很辛苦的，经常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上过一回山了。”赖正立摆手说，赖正淦的活他就干不了，既要吃得起苦，还要坐得住、学得进，记忆力还要好。
赖正淦的家就在进村小路的边上。大概没想到我们会来造访，赖正淦有些意外，忙不迭给我们拿饮料，话语也多了起来。
“今天我老婆去钱江源那边的科研样地做工去了。”赖正淦的妻子也是他的“徒弟”，不过只能做做“力气活”。这时，他嘴角浮起一丝笑意，“我们干的这个活儿还是需要一点天赋的，要会钻研。”
“有一次，我在山脊上看到一种很像圆锥绣球的植物，但叶片形状与印象中不同，而且圆锥绣球一般长在沟谷里。于是便采下样本带去给专家鉴定，最后鉴定出来确实是圆锥绣球。”还有一次，样地监测时他发现了一种泡花树，和常见的垂枝泡花树或异色泡花树都不太像，将枝条采集回来让专家看，后来被确定是柔毛泡花树，之前从未在古田山样地中发现过。
“虽然并不是什么新物种，但对于我来说都是新发现，够我高兴好几天了。”
话匣子一打开，赖正淦给我们看他手机里收藏的各种植物。这都是他觉得稀奇的想认识的。
我们猜测，这点小乐趣，一定是赖正淦选择留守在古田山的原因之一吧。
最美的风景
吴妙丽
再次踏入开化古田山，不觉已过去10年。
这片郁郁葱葱的林海，依然那么静谧，美得出奇。
在古田山的两天，正好出梅。夏日高照，跟着赖正淦上山下山好几次，汗水一次次浸透衣服，两腿发软打颤，可人却眼明心透，神清气爽。天特别蓝，云特别白，远山山尖轻雾萦绕，眼前森林绿意绵延。在这样一个不被打扰的世界，人也回归到本真的状态。
10年前来古田山，是赴一场“气候先锋”之旅。年，“汇丰与气候伙伴同行”活动中国项目在此设立了中国区域性气候研究中心，同时要将汇丰银行亚太地区名员工培训成“气候先锋”。采访的那一天，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正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
对于古田山周边的村民，联合国似乎太远了，虽然他们会关心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但不管怎样，变化正悄然发生——
由于科研项目的带动，前来古田山的国内外学者日益增多。当地的农家乐多了谈吐儒雅的客人，其中不乏金发碧眼的“老外”。
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等机构的监测大样地建设中，熟悉地形的当地农民被雇佣参与打点、拉样方，在24公顷的山地建立起精密的坐标系。一些农民和研究者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有的甚至用土办法学起了英语。
那次采访也让我有了美好的期待“这些农民，会成为当地的生态环保先锋么？”
没想到的是，10年后的今天，有人会走得更远。
赖正淦，当年参与样地建设的农民之一，现在已然成为古田山的“植物分类学家”。这不是虚言。根据目前的统计，古田山共有种子植物种，而赖正淦能一眼辨识多种木本植物、多种草本植物。他和另外三位当地农民，于年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田站固定员工，负责样地的常规监测，包括给树木挂牌，监测种子雨和凋落物、幼苗和树木生长等。
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提出1万小时定律，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一万小时的不断学习。就是说，如果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五年。可以想象，这些年赖正淦进行了多少监测和数据整理工作。
“好在经常可以上山，就不无聊了。”赖正淦的语气总是那么平和。吃得起苦，耐得住寂寞，从他身上，我看到科研工作者的坚持与谦逊。按他的话说，自己怎么也想不到会干上这一行，还能干出一点名堂。
采访时得知，近年来专家们对当地农民加强了培训，希望能培养更多的“赖老师”。我们在古田山的那两天，大概有15名科研农民正忙碌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另一处在建样地。
生长、工作在古田山的“赖老师”们，和古田山相依相守。他们宛如浩瀚夜空中的一颗颗星，汇聚在一起，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真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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