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还需要人类学博物馆么？常被形容为“殖民掠夺仓库”的民族学博物馆，会遭遇哪些博物馆伦理和藏品归属议题的争议？最近30年，国际人类学博物馆有哪些新动向？近日，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潘守永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表示，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不光是物的收藏地，它常常成为新博物馆学的一个策源地。中国应该有更发达的人类学学科。
潘守永（右）与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MorganPerkins讨论印第安民俗工艺品《中国博物馆公开课》第三讲日前在刘海粟美术馆开讲，法学（民族学）博士、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潘守永做了题为《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博物馆：一个世纪以来的回顾和瞻望》的讲座。在其后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潘守永教授说，“这些年人类学博物馆出现一些变化，人类学博物馆定义自己不再是‘远方文化之谜’的场所了，而是向世界文化主旨转型，那么它们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这类同属于殖民时期建立起来的世界主义的博物馆区别为何？这又引发新一轮人类学博物馆的自我反省。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不光是物的收藏地，它常常成为新博物馆学的策源地。”
博物馆是文化创新之地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志时代的产物澎湃新闻：人类学博物馆在博物馆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如何去界定人类学博物馆？
潘守永：粗略地说，国际上有四类博物馆形态，第一类以艺术收藏为主，我们叫艺术类博物馆或美术馆，比如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都是综合艺术类的博物馆；第二类以社会历史的收藏为主，我们叫历史博物馆；第三类是自然科技类的收藏为主，叫科学博物馆，比如自然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天文馆、动物园、植物园也是放到科学博物馆系统里边；第四类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收藏“远方文化”为主，也就是欧洲之外的文化实物，它是民族志时代的产物，所谓单一学科指导下的博物馆模式。
人类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在欧洲开始起源的，同样的人类学博物馆也在欧洲比较发达。人类学博物馆的兴起与殖民时代、民族志时代相关，早期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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