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世界现存最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玻璃建筑、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KewGardens）的温室正式完成整修，重新对外开放。作为曾经世博会主场馆“水晶宫”的姊妹版，“温室”定将成为游客们到访伦敦的又一出行选择。
雄伟的“温室”
本文的主角却是“温室”西南角的另一座建筑——建造于欧洲“中国热”（Chinoiserie）鼎盛年代的“中国宝塔”（TheGreatPagoda）。这座见证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建筑杰作，也即将于今夏完成整修，再次面世。
“中国宝塔”
“中国热”：从迷幻的“Sharawadgi”到真实的“中国宝塔”
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贸易”与“传教”就一直是西方各国对外发展的主线——前者多是一种经济上的往来；而后者在宗教之外，还常常伴随着文化上的交通。最早有关“中国文化”的介绍与引介，便是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通信，源源不断地涌向欧洲大陆的。
当17、18世纪之交，法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以绘画的形式，带回有关中国的直观风俗材料后，新奇的“异域色彩”与此时方兴未艾、追求繁复华丽的法国洛可可艺术一拍即合，旋即在绘画领域迸发出了“中国热”的苗头，继而又迅速扩展到了包括室内装潢、陶瓷以及着装等等艺术门类，“中国热”成为了18世纪前期主导法国、进而是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艺术风潮。
法国画家布歇（FrancoisBoucher）的画作是“中国热”的典型代表
尽管这股风潮起源于法国，但是由于巴洛克式的、宏伟而又规整的花园此时正在法国大行其道，因此欧陆的园林设计，起初并没有太多受到“中国热”的影响。真正将这股“中国风”吹进园林设计的，是他们位于海峡对岸的老对手英格兰。英国诗人蒲伯（AlexanderPope）很早便呼吁人们跳出精心修剪的法式庭院，去往大自然中感受真正的美；作家沃顿爵士（HenryWotton）更是早在17世纪初时，就对严格按照“几何对称”原则设计的法式园林表示不满。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之所以后来英国会拥抱“中式园林”，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趣味，更表现出对法式艺术主导权的反抗。
法式园林的典型代表——凡尔赛宫园林
然而光有“反抗”还远远不够，英国人还得为他们的“园林美学”交上一份属于自己的答卷。此时，通过道听途说进入欧洲的“中国式”园林审美，很快便成为了英国人有力的思想资源。
年，英国著名外交家与作家坦普尔（WilliamTemple）的文章《论伊壁鸠鲁的花园》正式在伦敦印行。在文中，这位与荷兰知识界过从甚密的英国外交家，用美好的笔调，毫不吝惜地赞美了中国园林的高超艺术境界，尤其对中国园林奉行的“Sharawadgi式”审美赞不绝口。在他看来，中国人这种充满着“不规则”、“不对称”的自然美学，正是英国人所苦苦追寻的完美园林风格。在他的鼓舞之下，一种融合了中西审美情趣的新式园林正式在英格兰诞生，被后世艺术史家称为“英中园林”（Anglo-ChineseGarden）。
然而，稍加考察便可发现，坦普尔笔下的“Sharawadgi”一词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国制造”，而是一个经由日本与荷兰两度“转手”的古怪名词；它的词源也并非来自汉语，而是来自于日本人对中式园林美学的体悟——“しゃれ味”（shyareaji，洒落味）或“揃わじ”（shorowaji，不规则）。在经历了旅日荷兰商人的几度转写与“再诠释”后，才最终呈现出了坦普尔笔下的面貌。可见，坦普尔的“Sharawadgi”实际上和中国园林并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根据这一理念为指导建造的早期“英中园林”是十分名不符实的。从18世纪英国建筑师的设计实践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早期的“英中园林”，与其说是基于对“中国园林”理念的吸收，不如说是基于一种对异域的迷幻想象。换句话说，它们往往既不“中国”、也不“园林”。
18世纪中叶英国建筑师哈夫潘尼（WilliamHalfpenny）勾画的“中国风”凉亭
这一局面，终于因一位杰出建筑师的出现而宣告终结。作为一名拥有着瑞典血统的大英帝国公民，威廉·钱伯斯（WilliamChambers）青年时代曾随“瑞典东印度公司”两次前往中国，并在旅行途中详细考察并记录了中国建筑、尤其是园林建筑的实际情况。回到欧洲之后，钱伯斯先是在法国与意大利学习建筑多年，后又于年搬至伦敦，开设建筑事务所。
年，钱伯斯将早年的中国考察经历集结成书，并结合自身长期的建筑实践，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机械、器皿设计》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该书中，钱伯斯激烈地批判了此时华而不实、不知所云的所谓“中国风”设计，呼吁人们真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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